没有慈禧清朝会早灭还是晚灭

其实有没有慈禧清朝都会灭亡,至于会不会更快灭亡,要看有没有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人或者事件。

朝代的灭亡是各种矛盾积聚后的总爆发,之前我说过,王朝灭亡与否,关键在于对时代的挑战能否有建设性和创造性响应的能力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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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在乾隆统治下的灿烂辉煌已经播下了衰败的种子。中国过度沉溺于奢靡,而忽略了本质问题。人口增长超过了土地增长,导致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下降; 军务废驰;腐败与陋规在帝国官僚中广泛蔓延,这些问题造成所谓『王朝循环』这一历史图景的再现。到 1775 年,清王朝的国运便开始走下坡了。

经验表明内部衰败将引起国内叛乱和外部入侵;在中国历史 上,这些常与帝国权力的衰落相伴而行。清朝威势的消减既经历了白莲教起义(1796-1804 年),也遭受到日益强烈的要求开放中国,以进行贸易和外交的西方冲击。在整个十九世纪,清王朝一直困扰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。清朝虽能够镇压国内的叛乱_一 个已知数,却完全没有能遏制西方的侵入_一个未知数。在太平天国革命(1850-1864 年)后,王朝的解体加剧了,政权日渐从中央向地方、从满人主导向汉人主导转移。尽管同治中兴 (1860-1874 年)暂时遏止了王朝衰败的趋势,但清朝的灭亡已成 定局。在这种境遇下,有没有慈禧,清帝国都会灭亡。

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性问题,我认为有以下三点:

第一,满人对汉人的歧视和不信任在有清一代一直存在。

在清代因为要符合作为征服者的身分,满族人 无论其门第或社会地位如何,都是不准经商或务农的。他们雇用汉人耕种田地,从佃户那里获取地租收入。悠闲和寄生的生活培养了懒惰和放纵的习性。曾经是清朝开国时满清军队骨干的旗人获得三倍于汉族兵丁的饷银,他们的特权地位及其必然的养尊处优, 令到原有的尚武气质出现了惊人的退化, 到雍正朝时期 (1723-1735 年),他们已退化到不再能上阵打仗的地步了。

他们不去习武,而是做一些赌博、听戏和斗鸡的放荡勾当,附带放一 些高利贷和开典当营生。他们不仅不能履行保卫王朝的职责,甚至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,而且是数量极多的寄生虫:满军旗、蒙 古军旗和汉军旗的旗人连同他们的家眷人数大约有 150 万。

这种满汉二元结构,一方面造成了满人的歧视和不信任,另一方面无疑加剧了满汉之间的对立矛盾。

尽管在朝廷的公开政策中,宣称满汉 不分畛域,在官府机构中任职时兼用满汉,但是,事实上,满人 以征服者自居,而汉人只被当成『外来人』。在太平天国革命之 前,军政要职均由满人担任,即使那些分配给汉人的职位亦可由 满人充任,反之汉人则无此权力。太平天国革命之后,这些惯例 松驰了,但满人对汉人的猜疑却未减弱,李鸿章的一生便提供了 一个极好的范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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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自强运动的领导人物,李遭到来自各方的反对与阻遏, 保守分子经常讥笑他将国家利益出卖给洋人。对此,慈禧太后认 识到她需要李为其效力,但同时又担心李权势日升会使王室势力 下降,因而,她只是虚应故事地支持李的现代化计划,并允许反 对势力攻击李却不加惩处。她还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,容许、甚 至怂恿保守派的『清议』来牵制进步人士。1874 年,李请求恭亲王 向两宫皇太后言明铁路的可取性,但奕欣却回复说,由于清议的 强烈反对,即使两位太后也难对此作出决定。

1885 年海军衙门 成立,像李鸿章、曾纪泽这些干练的汉人却不为所用,而由一个 浅陋的满人醇亲王掌管。满人沭于汉人的颠覆,汉人又惧于满人的妒忌,这阻止了双方的有效合作,而长远的改革计划也就不可 能了。1898 年康有为提出的体制改革计划,也被满人斥骂为损满肥汉的阴谋。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中,满人遏制汉人影响的努 力不断强化,如军机大臣刚毅便声言:『汉强则满灭,汉衰则满 盛。』 满人认为改革与宪政会削弱他们的权力, 因而满汉间的种 族敌视便阻碍了真正的现代化。无疑,满汉间的分歧遏止了旨在 复兴民族的有效合作事业的产生。

第二,官僚腐败导致人口递增下的土地问题迅速恶化。

也许是受频繁的文字狱之威胁,士人们避开了政治而试图在古书堆中寻求庇护,造成学问与现实脱节。他们自夸为学问而学问,不再追求经世致用;经科举登第为官的人便在这样一 种气氛中受训练。

许多官员都是软弱之辈,并不希望做治国能臣。 1799 年,翰林院二品编修洪亮吉上奏皇帝,直陈士大夫道德沦落, 他列举一些尚书侍郎等高官向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磕头邀宠;一些 士子为同样目的结交显贵的仆役;还有一些官员为获得皇帝的关 注竟恬不知耻地贿赂宫中的随从和侍卫。

知识分子的道德沦落到 了这样一种程度, 无疑意味着他们已经忘记了对社会应负的责 任,也忘却了学以致用的重要性。中国社会失去了真正的领袖, 一个必然的结论是,官场中普遍的道德沦落至少部分源于这种知 识分子的玩忽懈怠。这也许可能是清朝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从乾隆朝后期开始,吏治的败坏越来越严重。文武百官中收受贿赂、敲诈勒索和非法众敛的 情形成为司空见惯之事,几乎是无处不有。京官公开接受地方官 的『孝敬』,而后者则再从下属那里索取钱财。这些官员过着入 不敷支的生活,许多人的豪华府第拥有家奴、家丁和轿夫,豢养一帮常住的清客,并接济自己的穷亲戚。他们的低薪俸无法承担 符合他们身分的开销——一品大员每年 180 两,九品小官每年 33 两——除非靠贿赂来贴补其薪俸。即使是赐予其薪俸 50 到 100 倍的『养廉费』也不能杜绝『压榨』行为,那些行为实际上已制度化了。比如,在征收地丁税时,每侗地方都有一定的额度,超 过这一额度的所有钱粮便被地方官据为已有。征收的税收几倍于 额度的情形并非罕见之事。非法所征的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的身 上,在收税人和地方士绅的催逼下,他们往往不得不交纳比核定 税额多出 50%到 80%的现银和高达 250%的赋粮。一名只征收 10%附加税的官员会被认为是清官,这是没什么奇怪的。通常有 这样的估计:『三年清知府,十万白花银』。

清代人口的增长远远快于耕地的增长,引起了 生活水平的下降。1660 年中国的人口可能在 1 亿到 1.5 亿之间, 到 1800 年上升到了 3 亿。可耕地却没有相应地增长。1661 年时 全国有 5.49 亿亩耕地,1812 年时仍只有 7.91 亿亩。因此耕地的 增长不到 50%,而人口的增长却超过了 100%。官僚的腐败使得背井离乡者、穷人和失业者经常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沦为盗匪,或者加入到作乱的行列。

第三,士人阶层的自大和无知导致对西方挑战本质认识不足。

发端于晚清的自强运动,作为士人阶层代表者的进步官僚,他们推动现代规划,主要是为了使国家能够抵御外来侵略、镇压国内动荡,并加强他们自己的权位。他们从未梦想要把中国锻造成一个新式国家,事实上,他们竭力地巩固而非取代现存的秩序,而且全然没有经济发展、工业 革命和现代变革的概念。由此,他们的努力只不过造就了散落在 一个传统国家的一些维新派孤岛而已,在这个国家里,占主导的仍 然是旧式制度。

此外,缺乏大众的参与也限制了现代化的范围。自强运动的 领导人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,不具备像明治时代的日本那样 的底层民众支持。背负传统包袱的中国官吏们无法挣脱由来已久 的对商人之藐视,他们继续压制民办实业和私家竞争,并且未能 在官办工业或官督商办企业中注入个人的能动性,那些企业继续 不断地备受官场中司空见惯的无能、任人唯亲和贪污腐败等现象之困扰。

而作为士人阶层中流砥柱的士绅们,通常对西洋避之惟恐不及,只有一些品格低下者愿意涉足现代化规划,这导致了腐败和不正之风, 屡见不鲜。即使是李鸿章本人也不以人品高尚着称——据称他留 下了四千万两的家产,他的追随者无情地榨取自己所负责的工厂 和企业。 最臭名昭著的事例是挪用三千万两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,以博取归政后的西太后之欢心。

大部分士大夫将夷务和洋务视为『卑』、 『野』之事,有损于他们的尊严。守旧势力非常强大,朝廷不能 漠然视之。李鸿章致友人的一封信中的片段, 可以说明现代化 分子的困境:

曾谒晤恭邸,极陈铁路利益……邸意亦为然,谓无人敢主持。 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,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,从此遂绝 口不谈…… 官绅禁用洋人机器,终不得放手为之……文入学士动以崇尚异 端、光怪陆离见责。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。

守旧派反对现代化的事例比比皆是:1874 年,由于机车撞倒 了一个看客,英国人修筑的上海至吴淞短线铁路被暴民们扒掉了 路基。两年后,两江总督在当地士绅的压力下购买了这段洋路并 将其拆毁;1876 年,当郭嵩焘以公使衔出使英国时,文士们刻薄 地讥笑他弃圣贤之邦而追随于洋鬼。郭嵩焘的日记因为赞誉已有 两千年历史之西洋文明而被守旧派斥责为异端邪说,他们迫使官 府拆毁了该部日记的印版。这寥寥几个例子,足以揭示西化倡导者所处的不利的社会和政治气氛了,就这些倡导者与反对他们的 势力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而言,他们敢于拥护这样一场不得人心 的事业,且取得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(虽然并不完美),实属奇迹!

西方扩张的特征有多方面,例如 舰船、火炮、贸易、传教、帝国主义,以及民族主义,而且由一 种在诸多方面均优越于中华文明的生机勃勃的近代文明所支撑。 它为中国带来了罕为人知的新奇境况,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袭来 时,中国毫无准备,应对无措。

在 1898 年改革之前,大多数的 士人与官员依据中国历史的经验, 认为夷人的入侵均是昙花一现,因此,十九世纪西方的扩张也被归入此类,仅被当作转眼即 逝的暂时的不幸。甚至中国屡败于西人的事实也被解释为偶然事 件。西方冲击的真实本质、程度及范围就这样被误解了,甚至那 些进步的自强运动措施的提倡者也是如此。例如李鸿章,他虽认 识到当时『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』,但对西方潜力的认识也是 井底之蛙。

他的现代化方案主要集中于改进军事与外交;至于清 王室,也只是采用防御姿态从事自强运动。当外部压力衰减时, 行动便迟缓下来,阐明内政外务政策的全面纲领也就无从产生。 清廷的努力是随遇而安的,犹如用新布补旧衣、旧瓶装新酒一般。 他们付出的零零碎碎的努力, 没有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突 破。显而易见,在陈旧的儒家基础之上,无法成功地移植近代资 本主义与政治革新。

当我们考虑到 1898 年改革前官员与士人的总体心态时,便 不难理解清廷对当时世事何以如此无知。那些官员及士人大多生 活在过去之中,沉溺于中国『文化主义』的梦幻世界之中。他们 从过去寻求出路而非面向未来获取启示。传统的旧制得到宣扬, 而当代的事例却遭受唾弃,机器.轮船、枪炮、电报通讯与铁路 交通均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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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满怀中国至上主义 的傲慢,却少有民族主义的情怀;他们引述历史说教以为自己以 华制夷的态度寻找合法性证据,但却对师法夷人之制恼羞成怒。 对于他们而言,以西方的形象来改造天朝中国是不可思议的。 正是为反对这种狭隘的、倒退的观念,严复鼓动接受新的生 活价值,建议学习西方思想来领略现实的不同景观。同样,梁启超在世纪之交也倡言『革新』中华,他们的努力为后来知识界的 萌动播下了种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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